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人士言论汇编——蒋继先(曹長青、李一平部分)

曹長青

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

六四事件,理性回顧這場運動,我們可以看出,它並不是由於激進、理念太清晰、訴求太高而引來鎮壓,恰恰是由於對共產黨本質不清,才導致那麼多人被殺害。

初期學生們的主要口號是反腐敗,後來只要求:承認是愛國運動,保證不秋後算賬。知識份子高喊:我們沒有敵人。結果呢,迎來的是一場血腥屠殺。中共從一開始動用的就不是維護國內治安的警察,而是對付外敵的軍隊。但鮮少有人相信真會有屠殺,當子彈都在肉裡開花了,還以為橡皮子彈。這是典型的不識狼本性,被狼吃掉的例子。

中國文人的傳統是向皇帝進諫。八九年學生在人民大會堂下跪遞諫,既是繼承了這個傳統,更是知識份子一直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直接影響到學生的結果。中國文化人一直都沒明白(我懷疑今天是否明白了),跟獨裁專制者不是對話關係,跟共產黨不能對話,就如同跟海盜、跟恐怖份子不能對話一樣。跟他們只能是抗爭的關係。話不應該講給共產黨,而應該講給人民聽,那就是,一黨專制必須結束(這個被許多文化人不屑一顧,認為誰都懂的道理,事實上在中國根本沒有得到廣泛的共識)。

和共產黨對話,就是強化它的合法性

在共產黨還很強勢的情況下,它怎麼可能跟你對話?它要麼根本不理你,要麼就鎮壓你。只有讓最根本的概念、一次到位的概念——共產政權必須結束,沒有共產黨,中國才能更美好——深入人心,才有可能逐漸形成民間強有力的反抗聲音和勢力(智慧產生真正的勇氣),才有可能迫使共產黨主動來跟人民對話,向人民讓步。抗爭才有可能勝利。

一定有人立刻反駁,那不更被殺嗎?你讓大家都去找死嗎?問題是,你下跪不也是被殺了嗎?與其跪著被殺,為甚麼不站起來呢?其實問題的關鍵是:不敢站起來是次要的,不懂得需要站起來才是問題;不敢否定一黨專制是次要的,仍對那個黨寄予希望才是問題!

今天我們喊要結束(推翻)共產專制,絕不等於是要暴力革命。這里根本不存在人民對政府暴力的問題,只有政府對人民施暴這一條。手無寸鐵的人民怎麼個暴力法?想暴力也沒有資本,所以喊非暴力多少讓人感覺有些矯情。

在現實操作上,一次到位的可能性比較小(也絕不是沒有可能,東歐全部共產政權怎麼都可以在一夜之間沒有任何流血就垮臺?),但理論上,必須到位。思想是行動的前提,老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就是不肯說必須結束共產黨,就是不肯把一加一等於二的簡單高聲喊出來(甚至是,誰喊打倒共產黨誰淺薄),那我們就再熬下一個二十年吧。

今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靈了,但是,「沒有力量能取代共產黨」這個概念卻深入人心;而只要「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個今天流淌在中國人(尤其是眾多中國知識份子)骨髓裡的概念不被清除出去,共產黨的垮臺就免談。而只要共產黨不垮臺,甚麼自由、民主、憲政、共和,三權分立、新聞和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全都只能是對牛彈琴。全世界共產黨的歷史、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你根本無法跟它論理。而每次試圖跟共產黨對話,事實上都是強化一次它的合法性;於是,你起到的要削弱共產黨的作用,可能都低於潛移默化強化它合法性的作用。

曾製造一個天堂,今天又描繪一個地獄

知識份子現在面臨一個要跟誰對話的問題。是跟普通民眾還是跟政府?共產黨是一個甚麼話都不聽的政黨。知識份子總擔心老百姓接受不了一下子到位的說法。其實是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沒到位。六四時最早喊出要結束一黨專制的是民間,把毛像潑墨,高喊結束五千年皇帝統治的也是民間。我不止一次地被反對我強烈反共態度的文化人質問:「你給我說說,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

那我就回答你:中國有一套相當健全的行政體制,目前全是靠這個行政體制在運作。所謂共產黨垮臺,只是黨的系統退出行政,一切照常運轉。因為縣有縣長,市有市長,省有省長,下面還有鄉長,鎮長等各個層次都有一套行政領導體系,共產黨退出了行政,共產黨垮了,但這個行政系統仍在,完全可以起到穩定局勢,國家繼續運轉的作用。而且今天中國已經基本是行政系統在起作用、在領導管理,沒有了共產黨那些「書記們」的干預,這個行政系統只會運轉得更好。

共產黨一垮臺(或者只要開放黨禁、報禁),一天之內會有一百、幾百個政黨出現,一個月之內就會有新的政治明星、政治勢力出現。下次誰想當國家主席、省長、市長、縣長,就要靠競選來當。就這麼簡單。就這樣逐漸過渡有甚麼可怕?有甚麼不可以呢?!東歐全都是這麼走過來的,台灣也是這麼走過來的,都沒有流血,都沒有暴力。中國人怎麼一定就不行呢?難道中國人是低等動物?那種認為「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人們,是最自我歧視的種族主義分子,是那些自認「自己是一條蟲」、必須有共產黨的金箍棒撥弄的成龍們才相信的。

事實是,這個「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概念,和當年虛構一個共產天堂讓人們勒緊褲帶去追求一樣,今天,共產黨又(在無數文化人的協助下)虛構一個地獄,把中國人嚇死;用這個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人就得下地獄的恐懼,讓你滿足現狀,不挑戰專制。中國人曾經被第一個謊言欺騙了半個世紀,在絕對封閉的環境下,有情可原;但在今天這種發達的信息下,在全球民主國家現狀有目共睹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人仍然相信中共和那千百個御用文人們製造的謊言的話,不是他們的錯,是我們的失職,是那些骨子相信自由的人沒有把真話說到家,沒有把最基本的理論、最簡單的常識說到位。

繼續「進諫」,繼續被殺

共產黨現在可以用「顛覆政府罪」抓人、判刑。但當你從一開始就清楚地喊出,我絕不顛覆政府,我只反對一黨專制,恐怕共產黨定罪也麻煩(他們不也弄一些多黨花瓶嗎)。當千百萬的人都明確了不顛覆政府(沒有全國大亂的恐懼),只抗議一黨專制,那會是一股真正的力量。

中國今天的經濟繁榮,絕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結果,是亞洲人勤勞、有商業頭腦的文化歷史傳統的結果之一,是海外以華人為首向中國巨額投資的結果之一。在有了民主選舉、健全的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的制度之後,中國的經濟只能走向更加的繁榮;在有了公平的司法解決糾紛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只能更加穩定;在有了新聞自由的監督下,官商勾結的貪腐一定會大幅降低,民間的商業競爭才會更合理。更重要的是,在有了政治選擇權之後,中國人才不再是奴隸,而成為自豪的自由人!

從六四到今天,一路的教訓都是,不清楚共產黨的本質,繼續做「進諫」的夢,那就等於在繼續犧牲的同時,卻起不到傳播徹底否定共產黨合法性的作用。至於很多文化人還停留在呼籲給六四平反的水平上(讓屠夫說,你們是好孩子,我把你們當壞孩子殺了,殺的不太對),那就更沒法多說了。

 

 

李一平

杨恒均的“宽容和解”会议场外二三事

今年5月3号,一份海外华文小报《世界华人周刊》主办了一个会议,邀请一众自由派知识份子谈论中国政经形势。会议的海报是这样写的:“实业不济、股市虚高、环境恶化、官不聊生,听听自由派名家怎么说;包容与和解、宽容与对话,是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的金钥匙。” 这份小报虽然名不见经传,其主编却是大大的有名:“民主小贩”杨恒均。

杨恒均先生过去几年来写了不少博客文章,在互联网上宣传民主就是好。这些年民主思潮势不可挡,涌现大量具有民主思想的网民,杨先生在这批人中赢得了不少粉丝。但是最近几个月时间,“民主小贩”有点不务正业,大声叫卖“宽容和解”,引起骂声一片。

宽容和解本来都是好东西,但不是绝对真理。比如说,一个强奸犯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你去对受害者说宽容和解,你怎么劝都没问题。若受害人不肯原谅,她是正常人,若肯原谅,她就是圣人。

但是如果强奸犯正在强奸时候,你跑过去对受害人说:“包容与和解,宽容与对话是结束强奸行为的金钥匙”,不仅受害人会骂你缺德,所有正常人都会产生向你竖中指的冲动。

目前中国的现状就是权贵正在强奸民众:强拆房子,殴打小贩,歧视民工、操纵股市、垄断市场、牟取暴利、毁坏环境、瓜分国资、滥发纸币、权贵家族集体向外转移资产、武警弹压维权者、酷刑侍候良心犯等等都是强奸的动作。这时候,杨恒均要老百姓宽容,自然会受到一些抵制。女权人士叶海燕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意见,万能的网民甚至挖掘出杨恒均过去的国安干部背景,以此解释杨恒均的反常行为。大家可以参考张鹤慈先生有篇文章。这次会议温哥华会议的主题又是“宽容和解”。杨恒均拉来一众自由派公知谈论中国形势,但是协办单位却是温哥华华人社区中的亲共团体,受邀听众多是常去温哥华中国领事馆混吃混喝的侨社代表。这种组合非常稀奇,因此我在会议开始之前,写了一篇《大外宣海外设陷阱,众公知集体赴鸿门》,道破杨的目的是借众自由派公知的声势来推广伪类“宽容和解”论调,消解国内逐步上升的革命思潮。

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之后,杨恒均的搭档张辉很快联系上我,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问让我上台发言吗?他说不行,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后来一位本地社区活跃人士、作家黄先生告诉我正式会议之后,他要组织一些本地自由派人士与几位与会的公知私下座谈,邀请我参加,我欣然接受了。

我大约在正式的研讨会结束之前1小时左右到达会场。黄先生把我介绍给杨恒均的搭档张辉。 张辉与我互相寒暄几句之后,马上就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说,“我给何清涟老师讲了一件事,现在也讲给你听听。何老师和她儿子十五年前在北京大学西大门外出了一场车祸。何老师一直认为是特务干的,认为普通人没那么大本事,把两个人撞飞出去好几米远还不出人命。其实特务哪有那么黑啊!是我妹夫干的。何老师当初移民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这次跟何老师说清楚了,不是特务干的,肇事者是我妹夫。”

用这个故事做开场白,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明白是在提醒我小心车祸啊!本想听他继续讲讲细节,但很明显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点到为止。然后马上把话题转到会议主题上来,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宽容和解”,不能再继续互相斗下去了,这次会议非常有意义之类的话。

听他讲完我哈哈大笑,然后回应了一下,“我这个人讲规矩,要文斗就来文的,要武斗就来武的。至于宣讲“宽容和解”,我就要提醒你一下,也请你转告杨先生,风险也不小。给你举个例子,几年前韩寒讲民主的时候,可是几千万粉丝的大众偶像;后来出了三篇反对革命的文章,很快就被网民当成了假货加小丑。逆潮流而动,跌得会非常惨。杨先生这几个月到处宣讲宽容和解,小心跟韩寒一样。听说现在他的“羊群”(杨的粉丝群)的根基有些不稳,要小心哪!”

说完之后还拉了一下家常,我问他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他说在加拿大住了好些年,但是美国政府就是不让他入境,认为他是中共的人。然后他说他其实不是中共的人。我听后会心而笑。既能把自己的身份亮明了,又不落下口实,看来是张先生非常喜欢运用的一种说话技巧,短短几分钟内就用了两次。

张辉介绍了新华社驻温哥华的负责人给我认识,他的名字我忘了。他说:“你这篇文章可把我害苦了!”我笑问此话从何说起,我写篇文章而已,怎么会伤害新华社?他也不正面回答,我只能这么猜想他的意思:新华社也是主办者之一,我这篇文章对会议起到了负面作用,让他们没法拿到国内去宣传“宽容和解”。 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 张辉又对我说,“XX明年就要退休了,拜托你不要给他找麻烦了。”我说,“哪有这么严重!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就跟上级说李一平胡说八道不关你的事,你们上级也知道我一向喜欢‘胡说八道’的”。

然后张辉又去把杨恒均找来。大家握手寒暄之后,杨恒均说:“你的《变局策》在国内影响很大啊!”我说:“哪里哪里,被封死了,只能在民运维权圈子里面传播。你的文章可以到处流传,影响才叫大啊!”

杨恒均说:“会议最后是听众提问,每人只能一分钟,你可以上去提个问题。”我说:“算了吧!”

杨说:“你可以上去提问的,但是一分钟时间我看你能提什么问题呢?”

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放心,我这个年纪的人写写文章就算了,不会赤膊上阵踩场子。

这时作家黄先生提议照个相,我就和两位照了一张。从照片上的表情看,两位都紧绷着脸,似乎还在因那篇文章在生我的气,只有我笑容满面,倒像是已经“宽容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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