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大革命正在逼近
政治改良派和中共制造的“人权花瓶”们虽然千娇百媚，形色各异，却有共同的意志特征：“曲线救党”。他们都要声称自己向往“自由、民主、人权”，都要对中 共发出青杏般酸涩的指责，最后，他们又必然都要论证中共及其法律制度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并严词责难，甚至诬蔑锋芒直指中共暴政生存权的民主大革命。指责中 共是其“曲”之所在，这一“曲”是为了增加欺骗性；肯定中共的政治生存权才是其衷，衷之所在，在于救党。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每逢共产党遇到现实的或者思想理 论的困境时，改良派和“人权花瓶”们总会及时挺身而出，为帮助共产党摆脱困境竭尽所能。当前，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逐渐形成；维权抗暴运动初步从思想理论 上挣脱了必须在中共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思想枷锁，正在艰难但却顽强地推进历史。改良主义思潮又一次表现出弃妇般的对中共暴政又苦又甜、幽怨百端的爱 恋，企图用虚构的思想逻辑，瓦解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否定维权抗暴运动的政治价值。
近日，一位身处海外的改良派声称中共“气数未尽”，理由主要在 于中共“该硬的都硬了，该软的都软了”，即该凶残的都凶残了，该无耻的都无耻了；另一位国内的“人权花瓶”，所谓“著名维权律师”则断言，共产党至少可以 继续存在三十年，理由主要在于，三十年后才可能给“六·四”平反。
以上两位的相同之处表现为：他们都是以中共的意志作为判断历史进程的基点。当然，对于他们自身而言，这是合理的。因为，奴才总是本能地以主子的意志作为思想的起点，如果他们还有思想的话。
中 共显然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存危机，才会惶不择人地启动早已年老色衰的昨日政治花旦，和今天的三流“人权花瓶”，来证明专制政治依然有强悍的生命力。 不过，无论有多少寄生于专制体制的政治跳蚤们喋喋论证，都不能改变基本的历史逻辑－－中共暴政的崩溃已势成必然，现在只是等待某种偶然性触发此种必然。
支持上述历史逻辑的证据，多如春天北京上空沙尘暴中的黄沙。今只择其主要者列于后。
八 九年，通过血洗北京，中共权贵阶层获得了专制政治的稳定，但却彻底丧失了执政的道德基础。中共暴政因为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而沦落为精神的破落户。 处此困境，如何解脱？屠夫邓小平以小商贩式的实用主义精明，推行让中国人在物欲中腐烂的政策，当人民普遍忘却了道德价值时，中共暴政便不必再担心由于执政 道德基础的丧失，而失去政权。
在这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性腐烂过程中，首先腐烂，并且腐烂入骨的，是国家权力的承载者，中共各级官员。中共 权贵阶层由此形成黑帮集团。所谓政治黑帮就意味者，中共权贵的政治意志已经在对物欲的贪婪中彻底腐烂；国家权力腐败所排泄出的个人利益，成为中共权贵集团 唯一的凝聚力。
专制权力本质上超越有效的限制和制衡，不受限制和制衡的权力的腐败，也不可能受到有效遏阻。因此，专制权力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波涛汹涌，势不可挡，迅速趋向极端。
国 家权力腐败产生的凝聚力，在于对官员物性贪婪的满足。在一定时期内，各级官员为攫取个人私利，会本能地维护承载他们的个人私利之舟，专制政治。但是，当权 力腐败发展到极端之时，当专制政治由于再也容纳不了极端腐败的权力引发的社会矛盾而趋于崩溃之时，将很少有人会为挽救专制体制舍生忘死。因为，专制政治的 近卫军－－各级官员早已在腐败中把个人私利视为上帝。
腐败延长了暴政的生存，但是，暴政最终必将死于腐败。那是一种最令人厌恶的死，而且死期将近。因为，腐败正如脱缰的疯马，拖着挂镫的中共暴政，狂奔向墓地。
八九年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国权贵市场经济表现出两个奇迹。一个是经济增长指数的狂飙突进，一个是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的狂飙突进。这两种狂飙突进同生共长，如影随形，互为表里。而这种现象是源于中国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最终形成的，是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为主导，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适应权贵阶层攫取社会财富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权 贵阶层利用腐败国家权力，高速积累私人财富的过程。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为根据，而不是以公平竞争为根据的个人财富的积累，必然要以绝大多数人的贫穷为补充 －－绝大多数人的贫穷，是权贵阶层富有的原因。
由此，可以发现一个权贵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增长指数越高，权贵阶层私人财富的积累越快，底层民众的贫困化和权利被剥夺的进程也随之越快，并最终形成越来越趋向极端的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
只要国家权力的专制性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上述权贵市场经济的客观逻辑就不会改变。保持国家权力的专制性，则是中共权贵阶层的命脉之所系。已经犯下重重反人类 罪行的中共权贵阶层只要失去专制国家权力的保护，便不可避免要受到正义的审判，沦为民主政治下的囚徒。所以，中共权贵阶层决不会主动放弃专制。国家权力的 专制性继续存在，权贵市场经济导致日趋极端的两极分化的逻辑就不会停止运行。而极端的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必将血淋淋地撕裂社会。中共暴政的崩溃正是社 会大分裂的政治注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社会两极分化走近社会分裂临界点的脚步声。
中国最深重的危机在于人的灵魂的堕落；造成民族人格的整体堕落，也是中共暴政最不可饶恕的罪恶。
高 贵者死，卑鄙者生－－这是专制政治确定的生存规则。八九年之后，中共权贵阶层更迅速地演进成政治黑帮集团，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虚伪、贪婪、腐败、凶残，成为 最大的教唆犯，教唆全社会在赤裸裸的物欲中腐烂。人们的心灵间，只有沸腾的物欲，只有冷酷的私欲，只有猥琐的兽性和污浊的奴性；良知与道德，理想和信念早 已是万众轻蔑斜视下的存在。
今日之中国，生命的高贵感和神圣感荡然无存。霍布斯所言狼与狼的关系，在人世间普遍出现，而且还是最狡诈的狼。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极度焦虑、浮躁和莫名的不安之中；除了自身卑微的物性生存之外，不对任何事务负责的末世心态，如滚滚的沙尘暴，弥漫了人心。
“人 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当人丧失了追求意义的能力，就无可避免堕落成最凶残的兽。遍观中国，滚滚如尘之中国人，内心深处都动荡着急欲发泄的兽性，而中共暴政 用国家恐怖主义维持的稳定，正在民族心灵的普遍动荡中震颤。那种震颤，明确讲述着即将到来的崩溃。大崩溃后破堤而出的兽性的狂涛怒潮－－专制政治孕育的罪 恶之果，将在神州的荒野间肆意汪洋，中国命运之星将黯然湮灭。
中共暴政已经把中国的命运引入绝境死地。非有与社会正义一致的强悍意志，不足以挽中国命运之狂澜于即倒。因为，人类的历史进程，由意志所决定。
对于中国，最艰难之处在于，现在只有中共权贵政治黑帮集团的政治意志，犹如即将崩塌的巴士底狱，斜立于西风残照之中。而能像铁手一样牢牢扼住中国未来命运的民主大革命意志，却似贵州冬日的大山，总被雾锁云闭。
中 共暴政是中国现代社会悲剧的根源。民主大革命所否定的，正是中共悲剧的根源。只有民主大革命的意志具备了主导中国未来历史的政治能力，中国的命运才会踏上 良性发展的逻辑。当中共暴政的必然崩溃由于偶然性的触发骤然降临之日，如果民主大革命的意志还没有能力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重大的社会灾难就无可避免－－ 没有真理引导的动荡历史，只能在血雨腥风中找到归宿。因此，用坚硬的政治理性，迅速铸成民主大革命的意志，乃是拯救中国命运的壮烈之举。
任由中共暴政自然崩溃，而无所作为，是丧失了创造历史的勇气者的卑微选择；将中共暴政的崩溃纳入民主大革命的范畴，定会使中国历史进入真理的逻辑。中国未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一项激烈的时间竞争，即民主大革命政治意志的形成，是否能早于触发中共暴政崩溃的偶然性的降临。
斗转星移，风流云荡，白驹过隙，时不我待。让民主大革命由理念形态转为实践形态，已刻不容缓。这一伟大的转化，似应循下列诸阶段，即再举义旗，形成大势，聚集英雄，策略运作，决战暴政，胜利庆典。
“再 举义旗”的实质，就是要用有效方式，明确宣示通过全民大反抗，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创造宪政民主和联邦中国的政治意志。同时，要具体申明民主政治将为除 中共权贵阶级之外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从而给崇高的民主理念，注入现实利益的驱动力，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将因此成为绝 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追求。
所谓“形成大势”就意味着，以思想的海雨天风，扫荡泛滥多年的改良主义幻想，让民主大革命的意识主导时代精神；让 全人类都凝神屏息，关注中国人民为摧毁极权专制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共暴政，而向历史表述的对正义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让历史明白，中国人民彻底否定中 共暴政的政治意志，乃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反抗专制历史的最后总结。
“聚集英雄”是历史逻辑的必然。无美女作为祭品，无法锻造出干将 莫邪千古神剑；无英雄男儿愿意为之献祭，不可能涌现伟大的命运。任何彻底变革命运的历史进程，必定有属于她的英雄人格。民主大革命毫无疑义是属于全体中国 人的神圣事业，但是，民主大革命运动的中坚，必须由具备圣徒情怀的英雄人格构成；圣洁的英雄人格，乃是民主大革命运动的道德凝聚力和无坚不摧的锋芒。
智慧的运动才可以预期胜利。“策略运作”由此成为必须经过的阶段。民主大革命运动之策略，必随天道之所欲，循人性之轨迹，不拘一格，不执一端，但机心百变之中，又有定律：策略的中心目的在于，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国自发涌现的大量民众抗暴维权活动政治意志化和组织协调化。
经过充分的策略运作过程，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即应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或者创造历史机遇，发动全民总体反抗运动，以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决战暴政，终结专制，实现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人类历史是意志的展现；最坚硬的意志，才会主宰历史。因此，必须使民主大革命的意志成为最坚硬的意志。
被 艰苦的命运击败的生命是可悲的，他们已经不敢想像给时间确定意义和价值。百折不挠、千败犹战、万挫不馁的英雄，则永远不会丧失为时间确定意义和价值的自 信。根据对中国社会大危机的评估，人民应当确定，当六 . 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际，必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民主大革命胜利的宏丽庆典，即绝不允许中共暴政存在于六·四二十周年之后。
胜利庆典之际，要在天安门广场上，为死于暴政的八千万同胞建立高达云天的墓碑，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夫民贼，将被铸成铁像，永远跪在死难者墓碑下，作为专制罪恶的象征，警戒万世。
我向历史预言，民主大革命正在逼进，即将横空出世，并主宰中国的命运。因为，我已经同中国的崇山峻岭一起，感到了大地的震荡。属于全人类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将以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而最终实现。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民主革命意味着什么？
恐惧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最主要的心理之一。于是，在妖魔化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改良派便竭力营造对民主革命的恐惧。他们指责民主革命一定会引发中国的社会 大动荡和大分裂。在他们的视野中，民主革命比大海啸和大地震还令人恐惧。然而，他们的指责是基于臆想，而他们的恐惧是虚伪者的扭捏作态。
且不论当今世界上与人性一致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是以民主 革命为其政治发端，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改良派们的上述论断，也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共建政近五十七年，重大的社会动荡和人权灾难连绵不绝，极权专制才 是当代中国社会动荡和人权灾难的根源。目前，建立在社会极端不公正之上的所谓稳定，实际正在蕴育更大社会悲剧和动荡。民主革命所要否定的，正是当代中国社 会动荡的根源，而民主革命带给中国的，将是公正、稳定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现代法治社会。
民主革命对于当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做简要的，但更为具体的分析。
当 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是由国家权力系统内的官员、共产党控制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官员、共产党系统内的官员，以及共产党豢养的奴才党的官员共同构成。这个人类有 史以来空前庞大的官僚体系，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败、最贪婪、最凶残的。当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是巨大的社会政治癌变，也是社会艰难承受的经济负担。不得不 养活这个空前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底层民众贫困的原因。
民主革命的具体目的之一，就是要废除这个官僚体系，并建立精简、法治、高效、廉洁的国家权力系统。废除当前中国极权专制的官僚体系，不仅意味着终结了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压迫，而且意味着使中国摆脱了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从一个角度清除了底层民众贫困的原因。
中共建政以来，农民一直处于贱民阶层的地位。歧视性的法规和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使农民成为事实上的农奴。
中国农村土地名义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实际则完全由国家权力控制，国家权力又被共产党绝对垄断，而共产党的统治者是党内的官僚集团。所以，中共官僚集团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地主。
民主革命必然废止对农民歧视性的法规，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民主革命也必然剥夺中共官僚集团对土地的非法垄断，使农民获得对其耕种土地的所有权。中国九亿农民将从此开始创建有法治和所有权保障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 国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是中国人民数十年血汗的积累，其中也包括国有企业职工的血汗。由中共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所谓“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以掠夺式的 低价，使国有企业资产流入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的钱袋。而国有企业职工在失去属于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工作的机会。
恢复正义是民主革命的政治主题之一。因此，必须索还被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利用腐败权力夺去的国有资产。然后，以国有企业职工为基准，合理作价，划分股权，实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唯有如此，才能使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重新获得生存权的保障。
近 亿农民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奴工群体。他们艰辛至极的劳作，只能换来微薄至极的工资；他们实际上毫无法律权利保障的卑微的生存，没有任何人格尊严可言。由 于被剥夺了组建自由独立工会的权利，农民工不可能以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每一个农民工面对被腐败官权“加持”的资本时，只能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这 是农民工悲凉困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民主革命所欲创建的现代法治，以确保公民基本人权为天职。组建自由独立工会，就是基本人权不可缺少的部分。农民工通过工会形成群体意志，便会改变弱势处境，获得同强势资本进行有尊严的谈判的地位，农民工的利益也才可能受到实际保障。
由腐败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权贵市场经济，迫使每一个民营企业者都成为罪犯。民营企业必须向贪官污吏行贿，必须使用偷漏税、走私等各种犯罪手段，才可能生
存下去。民营企业者无论积累了多少资本，在贪官污吏前都没有真正人的尊严；他们的财富也由于被迫同犯罪行为紧密相连，而变成“贼赃”。
民 主革命的社会目标之一，就是创建遵循法治原则运作的、以公平竞争为灵魂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在这样的经济机制下，民营企业才能最终摆脱腐败权力的控制和被 迫犯罪的命运，才能获得人的尊严；他们的财富也才可能由“贼赃”，变成高贵而净洁的价值，并受到法律的严格而周密的保护。
民主革命对中国究 竟意味着什么，还可以做更多层次的审视。不过，仅从以上简要的讨论就足以确认，民主革命将给国家带来法治，给社会带来正义，给人民带来公平，给社会各阶层 带来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民主革命必将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戴，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万众拥戴，社会就不会动荡；人心不乱，社会就不会分裂。可以 断言，民主革命对中国意味着稳定发展的光明前途，意味着符合自由人性的和谐社会。
（2006年5月8日）
为民主革命申辩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真理黯然蒙尘，谬误昂视阔步的时代。高贵、圣洁者被丑化，猥琐、卑鄙者却获烨烨尊崇。在思想领域，情况亦是如此。“六.四”惨案之后，高贵的民主革命意志受到堕落文人重重的思想围剿，伪善、无耻的改良主义竟成为“理性”的象征。这是对中国命运的雪上加霜。
高贵的思想创造高贵的命运，伪善的思想产生阴暗的历史。基于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责任，必须为民主革命申辩；申辩又应当自批判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始。
“六.四”惨案，是用中国人的血提前为中共暴政书写的死刑判决书。“六.四”意味着，中共暴政以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抹去了政治改革的意愿，彻底丧失了改良的政治道德基础，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得到历史宽恕的机会；对于中共暴政只剩下一种前途：为其反人类罪行接受正义的审判，并以反人类犯罪集团的身份，如德国纳粹党一样，永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
八九年之后，中共暴政企图用经济改革重建其已经崩溃的政治道德基础。但是，不受法治原则限制的专制权力同市场机制的婚姻，孕育出两个怪胎：一是国家权力无可遏制地在对物欲的贪婪中腐烂，一是市场经济的异化。
以腐败专制权力为轴心运转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反而产生出专门为权贵阶层攫取社会财富提供服务的经济运作规则。这种经济运作规则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一极是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构成的政治黑帮集团，即当代中共的权贵阶层，另一极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
中共官僚集团本企图通过经济发展，为专制政治再建合理性基础，但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却雄辩地论证著暴政的不公正和罪恶。这表明中共暴政的灭亡是历史的宿命。而中共暴政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同不可抗拒的灭亡趋势抗争。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正是中共权贵阶层为这个目的精心培育出的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试图让人民相信，中共暴政主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会产生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效应，因此，中共暴政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曲线救党”，即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肯定专制暴政的政治生存权；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政治价值，就表现为否定一切对中共暴政政治生存权具有现实威胁的思想和行动。
且看八九年以来，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种种表演。
“六.四”惨案的血腥气息尚未在北京的沙尘暴中飘散，改良主义就开始散布对中共暴政的一项经典幻想：通过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将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强大的中产阶级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为回应这种要求而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会由此“和平、理性、非暴力”地实现民主转型。
今天两极分化趋于极端的严酷现实已经使改良主义的上述观念成为笑柄，但是，当初这种观念却为中共暴政用幻想欺骗人民，渡过“六.四”之后的政治危机，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性作用。
当中共垄断的国家权力在物欲中彻底腐烂之时，改良主义放言曰，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反对腐败，就是反对改革；要牺牲几代妇女的青春，换取改革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改良主义就是用此种无耻的煌煌大论，安抚人民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愤怒。
贪官与奸商勾结，假“所有制改革”之名，合法地抢掠“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职工因此失去用自己血汗积累的财富和工作机会。改良主义为瓦解下岗职工反抗暴政的意志，又喋喋论证，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根据这种论证，权贵阶层对“国有企业”的瓜分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而下岗工人的穷困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
中国数千万农民功实际处于奴工状态，底层民众有病无钱医，有学无钱上，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改良主义则宣称，人民的困难不过是改革的阵痛，是为国家的富强必须付出的代价。
“六.四”血洗北京使邓小平成为独夫民贼，于是，改良主义便要让人们相信江泽民会给中国带来开明政治；当江泽民逐渐裸露出专制戏子的丑陋真相之后，改良主义又欲人民相信胡锦涛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现在，胡锦涛已经充分证明他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是中国的金正日之后，改良主义又预言，中共第五代接班之后，就会实行民主改革——改良主义对于中共暴政的期待与爱恋，真有铁杵成针之坚毅，水滴石穿之恒心。只可惜，中国的现代苦难不欣赏这种奴性入骨的坚毅与恒心。
2006年，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风起云涌，维权运动必须冲决专制恶法限制的意志，迅速崛起如崇山峻岭。改良主义最隐密的一翼则为之痛心疾首。其狡猾诡诈者，蛇行鼠窜，暗中策划，背后下手；其愚蠢或亢奋者，则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公开亮相——直欲置抗暴绝食运动于死地。仿佛不受专制恶法限制的维权运动谋杀了此类改良派的衣食父母，或者暗恋终生的白马王子。
迄今为止，中共暴政虽然以国家恐怖主义和警察统治的方式，竭力压抑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但其官方喉舌并未公开作出应对。这是因为，面对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中共暴政已经丧失了公开应对的道德能力。而改良派们对此项运动的公开诋毁，恰恰极为默契地弥补了中共暴政的道德缺陷。因为，这些改良派们，或者由于个人命运的极端偶然性，或者由于刻意粉饰雕琢，都拥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外形。外形虽如斯，内心实在希望“曲线救党”。改良派们正在做中共暴政不方便做的事。
纵观八九年以来改良主义思潮的所行所为，可得出结论：当代中共改良主义乃是中共暴政谄媚的思想佞臣和无耻的辩护士。不过，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最凶残之处，还在于它对“民主革命”进行的思想谋杀。
民主革命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类历史的政治主题。
民主革命撕裂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引导欧洲和北美大陆率先进入民主政治的范畴—— 这是人类民主革命史上令人激动的第一阶段；而令人黯然神伤的第二阶段，则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思潮的名义借尸还魂，并主要在东欧和亚洲形成新专制主义的国家集群，即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令人再次充满希望的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民主革命同共产专制主义的搏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人民的大起义导致共产专制主义的历史性挫败；目前，民主革命正在准备与共产专政在东亚大陆做最终决战。
以上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政治历史发展逻辑的表述，忽略了近代的殖民过程，忽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忽略了宗教恐怖主义，等等。这种忽略显然使历史逻辑的表述缺乏完满性。但有一弊必有一利，以上表述的历史逻辑虽然没有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完满性，却获得了发展进程的主题明确性——那正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时代性主题。
当前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内涵可以简要表述如左：通过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并最终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运用必要的政治强制力，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重建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民主革命的盛大凯旋。因为，中共极权一旦崩溃，北韩、越南之类二流小国的专制统治势将随之败落。共产主义专制将在丧钟声中变为历史的遗迹，如风吹雾散。同时，现代宗教恐怖主义也会由于失去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治盟友，而进入迅速衰败的逻辑过程。整个人类将因为最终超越专制政治，而进入另一个精神发展的时代。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获得自由与正义的标志，并必定为中国赢得历史的荣耀和人类的尊敬。但是，中共暴政以诡谲的政治策略精心培育出的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大革命的恨意可谓入骨三分。多年来，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革命的侮蔑与歪曲性的攻击，无所不在。今必择其最主要者予以批驳，以为民主革命申辩，以为民主革命迅速形成坚硬的政治意志和强有力的历史运动扫请思想障碍。
改良派妖魔化民主革命的重要方法，就是“暴力化”民主革命。改良派的假绅士们声言，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意味着以暴易暴，意味着暴民政治。
在此问题上，改良派完全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回顾历史，最惨烈的人权灾难都是专制政治所造成；极权专制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是兽性化的政治暴力的策源地。民主革命的价值就在于对极权专制做根本性政治否定。
否定了极权专制，也就否定了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的政治暴力的政治基础。因此，民主革命不仅不意味着暴力，而且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的天敌。唯有民主革命，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政治暴力。
改良派不知是天真，还是弱智，似乎完全不清楚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则区别。他们说，“共产主义革命”用暴力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所以，如果通过革命否定共产党官僚的极权统治，就会导致暴力的循环。
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自由民主大潮的反动，是复辟专制政治的历史运动。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属于“不共戴天”的不同政治范畴。前者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政治方向，后者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名义的借尸还魂。
改良派在此混淆两者的泾渭之别，并非天真，而是故作弱智。弱智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诡谲的逻辑：模糊了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界限，便可以貌似公允地否定一切革命，其意则在于否定唯一能埋葬中共暴政的历史运动——民主大革命。而且在改良派设计的这个思想逻辑中，共产党官僚集团反倒由于其暴力性而得到了死于民主革命的豁免权。这是何等阴险的逻辑。
改良派在对民主革命进行思想栽赃的过程中，始终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仿佛如此一来便能够“刀枪不入”。在此，改良派们又通过混淆概念，以“非暴力”的名义，否定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而事实上，没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没有民主制度。近现代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政治强制力。一种属于极权专制，一种属于宪政民主。属于极权专制的政治强制力，是确保专制权贵阶层特权地位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化的暴力；属于宪政民主的政治强制力，则是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以及符合法治精神的公正的秩序。
在创建宪政民主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至少表现为如下三项人民的权利：
一、人民用和平方式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中共暴政如果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加以镇压，人民拥有运用政治强制力，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
二、中共暴政剥夺和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暴力普遍严重威胁到人民有尊严的生存权时，人民拥有举行全民大反抗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
三、宪政民主创建之初，极权专制的残余势力如果用暴力方式实施复辟活动，人民拥有使用合法政治强制力，进行回击的权利。
在此问题上我为民主革命的全部申辩，可以归结为一句必将书写于民主大革命战旗上的话语：“运用与理性和良知一致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通过全民大反抗，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这个中国苦难的根源，中国悲剧的根源，中国国家罪恶的根源，中国政治暴力的根源，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属于民主的大革命的政治强制力，是重建正义之剑，也是播种宪政民主制度之犁。
否定了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否定了人民的一切。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