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人士言论汇编——蒋继先(王若望部分)

王若望

                 重视《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而见行动

由于蒋培坤(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美学教授)、江棋生(发言人和解释人,原中国人民大学博土研究生)、丁子霖(共同签署人,中国人民大举付教授)、林牧(共同签署人,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已退休)、魏晓涛(共同签署人,高级工程师)五人倡导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是二份指导争民主、自由的纲领,也是启示今后行动和取得胜利的文献。
关于中共统治下的中华大地,《宣言》指出:“本世纪中叶中共掌握政权以后,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人权之一,即财产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扼杀人的权利和自由,和人们为争取权利所作的努力,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为此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最后,在中国大地上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九年‘六四’大屠杀。
“中共执政者实现了对所有公共权力的垄断。这种绝对的权力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人类社会中一切善良、纯洁、美好的情感遭到无情的扫荡和清洗;而仇恨、残忍、叛卖、贪污、欺骗、抢劫等恶行,由于被授于阶级的合理性而得到张扬。

“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者依然把一个事实上已不能代表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党派强加于全体公民的头上,如果让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必将越来越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与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相冲突;
“其次,他们强制公民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允许公民接受一种‘理论’,一种‘主义’不允许接受为官方排斥的其它思想或价值体系,尤其是西方的价值体系。他们把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公共媒体置於特定的宣传部控制之下,他们封锁消息,用精心编造的谎言来掩盖实际发生的事件;这种以最陈旧、僵硬的方式干涉思想自由,已越来越同今天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不相容。
“第三,中共执政者依然没有放弃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权利的压制。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阴谋颠覆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审判依法行使这些权利,尤其是言论、结社等自由报刊的民间人士,剥夺这些人士的人身自由,任意关押,监视居住,乃至‘劳动教养’,最近十余年来,工农劳动者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权利。
当他们被迫行使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起来抗争时,政府当局不是推诿、虚意应付,就是实行无情的镇压。”

“宣言”最后声明:“人的自由是每一个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他们为实现此项权利所作的抗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我们呼吁中国的执政者顺应民意,承认公民具有合法抗争的权利,直至放弃对这种抗争的压制”。
我们认真学习《宣言》后,认为:它分析中共统治下,控制虽严密,他们仍勇敢地指出人民的权利是争取财产和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的权利。
这些抗争的要求,正是民运人士今后付诸行动的重点、目标。

《探索》1998年10月号

 

西藏民族的苦难与出路

                           西藏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孙中山曾提出“五族共和”的倡议,五族即汉、满、蒙、回、藏五种民族。汉族占绝对多数,满族在1661年进占全国,并建立了大清帝国,历两百五十年,被中华民国取而代之;经长期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的相互交流,满族已丧失本族的传统和特色,几乎分不清满、汉族人的区别了。蒙古族也有过光辉的历史,成吉思汗曾占领过亚洲直至欧洲大面积疆土,回头来又结束了南宋王朝,并自封为元始祖,元朝经历了八十九年而亡。
原来中国的地图就如一张桑叶,只因苏联的暴君斯大林早就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在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他调动军队侵入伊尔库斯克,和库兹涅斯克一线(后改名为“斯大林斯克”),历十五天即占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东三省的领土大三倍多,比台湾的面积大八十四倍)。然后找几个傀儡建立“蒙古共和国”,从此一片完整的桑叶却像一只羊跪在地上向人乞求。这正好是中国领导人在强占大片领土的恶霸面前,表现出奴颜婢膝的一幅讽刺漫画。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江泽民访问了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关於边境地区相互裁军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其中提及:“俄国将交还中国一千六百公顷的土地”。这一数字,只有十六平方公里,而俄国却侵吞了中国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强占的领土面积,相当於日本、英、法、德、波兰、新西兰、缅甸和菲律宾八个国家的面积总和,如今只不过归还了万分之一强。更让人气愤的是,中国方面还让给黑龙江六百二十个小岛作为交换。这次江泽民所签订的“协定”,不但追认了苏联强占中国广阔领土的合法性,而且又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在《人民日报》关於江泽民出访俄国的报导中,不但一字不提俄国占有中国领土的真实数据,而且赞扬这次出访的收获是丰硕圆满的,完全是一副卖国贼的嘴脸!
在大陆的回民,大部份在西北四省居住(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所有回民其实都是汉人,只是奉默汉穆德为教主生活嗜好与汉人不同,既没有大家推崇的领袖,更不会想到建立伊斯兰的独立组织和政治团体。只有在新疆的维吾尔族,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伊斯兰教信徒,他们在进行反共的活动方面,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成就。
藏族分散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处,大部份居住在西藏高原,有六百零四万人口。
藏族具有本身的特点:(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信仰佛教,而且非常虔诚:给各处寺庙奉献酥油点燃长命灯,即占收入的五分之一:(二)藏民之间,守望相助,亲如一家,不分阶级(历史上曾有过农奴主和农奴,在五六年实行民改以后,早巳废除),没有贫困户,更没有乞丐;(三)藏族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一位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另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四)西藏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且举美国方面,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柯林顿总统会见了达赖喇嘛;又在六月底,两院一致决定,委派一位主管西藏事务的政策协调专员。达赖曾访问过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法和台湾等处。今天,诸位一起来到德国,也是把西藏的过去和未来,作为探讨的主题。
引起西藏热的原因,我认为,中共在压制宗教信仰非常突出,同时也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任其饥饿死绝和关押、屠杀,激起了人们在内心的人道关怀。
附带说明:大陆的少数民族计有五十五类,如西南有苗祖,广西的壮族、白族、傣族、卡瓦族、景颇族、布依族,在吉林省有朝鲜族,在河南开封市还有犹太人的后裔。
                        中共在西藏的暴政
一九五O年中共进藏至七八年间,在平叛战场上,屠杀藏人即有四十三万二千七百零五人;七O至七一年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藏南地区发生一场暴乱,人民解放军杀害了上万人,许多村寨几乎没有男人。
五八年在班禅的故乡,青海循化县,这里是藏人聚族而居的地区,当地中共官员制造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中共当局没进行调查核实,就调动解放军杀害了五百余名藏人,有两家是全部死绝(该县的藏民总数是一万一千余人)。
五九年在拉萨“叛乱”以后,曾召集地方政府官员和众僧批斗被俘的藏民,若是发言不够热烈,或是,保持沉默的人,第二天便成了叛乱份子,立即拘押,又不让申辩,仅计算一次批斗会上,遭拘押判刑的即有二十三人(占到会人数的一半以上)。
五九年至六O年,由於农牧业产品不得进入市场,再加上畜牧业实行公社制,这就使公养的大批牛、羊走向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山南地区即减少牲畜五万七千头。整个西藏饿死的人数达三十多万人,占全部藏民的百分之五。
西藏原有大、中寺庙两千五百余座,中共官员进藏以后的五年内,只剩下七十多所,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过去僧、尼的总数达十一万人,外逃者近万人,最后统计住持僧众只有七千余人,也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可是留下来的僧、尼已无寺庙安置,其中大多数又不愿还俗,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就有跳崖自杀的三十余名尼姑,出家的住持僧是采取自沉於雅鲁藏布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人数不详)。
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提到:“邓小平领导的‘二野’部队,在一九五零年进军西藏时,就消灭了五千七百余藏民。”另据美国原《新闻周刊》的记者艾夫唐在著《雪城境外流亡记》中披露,五十年代末甘肃省兰州郊区监狱曾关押七万藏民,只有一半人幸存,其余全部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在发动反右运动时,曾兴起抄家和除四旧的高潮,这个抄家行动没有在西藏推广,并非此处的官员具有大慈大悲的善意,实由於藏民家家户户只有五件物品、餐具,每人服装三件或五件,挤牛奶桶和打酥油的小锅,供佛像的小神龛,抄走了不能换钱。
在这个地区抄家行不通,却有一条正当的理由叫做“破除迷信”,於是消灭寺庙里的佛像,把成堆的佛经烧化,砸毁佛塔,所有值钱的袈纱、布料、鎏金制的佛像席卷而去,简直是一股土匪、强盗!
中共派来的“民政工作队”,还做了一件令人极难堪的事情:右边站著二十余名喇嘛,左边站著尼姑和村妇,由工作队长宣布:“为了实行结婚自由,今天请你们来,先让喇嘛挑选,看中谁就拉她出去,我就是你们的证婚人。”
两队男女先是沉默,有一位喇嘛说:“出家人并不愿意结婚,若是还俗吧,也得在佛爷的认可之下才行。像今早排著队由队长下令选一位夫人,这哪里是自由婚姻哪”!继续僵持了半小时,扫兴的分队长只得说:“你们是贱骨头,不识好歹,快些走开吧。”

结果是好事变成坏事:两排男、女共有二十六人被关押,冲撞队长的喇嘛判的重刑,四名尼姑和村妇遭工作队员们轮奸。
据班禅额尔德尼曾给周总理的“意见书”中指出:“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在寺院中嫖女客,酗酒狂欢,不仅自己作了,还动员僧众们也那样作,可称得上是同流合污”。
就是这位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被打成叛国份子,坐牢九年八个月。
    西藏独立或是自治
一九八二年九月,由全国文联组织文化人访问团前往西藏,我是参加访问的成员之一,同行者有周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黄宗英(电影明星),还有河南和江西省文联主席等。
访问团看到了被破坏的寺院,已是一片废墟,留下了碎瓦残壁。在行路中遇到的全都是妇女,证明了藏族中的男人,大部被杀害,或是饿死了。
在访问的第三天,陪同访问的米扎桑找了一位被迫还俗的喇嘛,他对我们说:“四川人金某派到这里当了一任县长,文化大革命他领导造反,造西藏人的反,也造菩萨的反,拆庙、毁庙都是他领头,此人发了财,他掠夺了大大小小的金菩萨,并且强迫藏民使用一匹马驮回四川的老家”。
我和周明交谈中,提及考察藏人的民意倾向,便请米扎桑当翻译,她说只要做手势就行,只因藏民被汉人吓怕了,开口说话就是一条罪状。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开像八字,就代表著八路军,中共官员,藏民左手掌朝下,这是表示否定,右手朝上即是“好”或拥护之意,按上述的哑谜方式访问过五十二名藏民(其中男子六人),取得的结果:左手朝下的有四十八人,只有四名表示“好”。
汉人与藏民关系也是访问团的考察重点,其结果是汉人表现出的骄横姿态,使藏民感觉到农奴制又复活了。汉人不愿与藏族妇女通婚,可是经常发生奸污女性的事件,而她们又不知道告到法院去,只能忍气吞声咽下这口气。这又鼓励了更多的色鬼找妇女来泄欲。
上述有关汉人表现的两件事,便迫使藏民见著汉人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由此联想起汉人中的官员们,不也是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吗?
访问团在西藏只有十四天,获得的共识只有一句话:“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才是藏族六百万人的领袖和代表”!
今年六月十八日的《世界日报》刊出标题为:“当局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一年后,承认难以改变藏民思想”。引其中一节云:“爱国教育运动於去年六月开展,旨为粉碎流亡海外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被迫参与该运动的寺庙一千八百间,运动推行后,数十名喇嘛因表现不佳而被捕。……在去年五月,西藏丹寺数名喇嘛因拒绝拆除达赖画像而被捕后一个月,当局将寺院内所有地方达赖喇嘛画像充公,并到政府干部的寓所大肆搜查,没收所有达赖画像,尽管当局施行严厉的镇压手段,西藏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大部份喇嘛,仍然把达赖照片串成项链,戴在颈上,以示对达赖活佛的忠诚”。
上述报导反映了最近驻藏官员仍然采用逮捕“表现不佳”的藏民,强制推行“爱国教育”,它的后果只会更促使藏民怨恨这个实行专制和摧残异族的政权,同时又昭示了广大的藏民始终爱戴本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没收他的画像不过是表现出无赖的流氓手法而已。
在美国新建的“自由亚洲电台”,於今年四月二十日转播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的演说,即引起了拉萨发生了骚乱事件,冲击政府机关、砸坏汽车、焚烧商店,并打伤执勤的干警多人。(引自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海外版《人民日报》)这是“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原文只写成“设在境外的电台”。从这里透露了藏民已采取使用暴力抗争的手段,这是对中共施行的恐怖政策的一次报复,即表明过去维持的和平、理性、念佛、供长命灯,并不能保住藏族的生命。
中共倚仗武力夺取了整个大陆以后,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了排斥、欺压和分期屠杀的政策。被迫害的异族大众,只有一条争取生存的出路,那就是割断与母国的从属关系。民族独立的要求,正是中共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引起的。且举台湾作为旁证,当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民选政权逞凶霸道,企图堵杀其所有活动空间的时候,就迫使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起来。
按照国际间的惯例,各个民族都有获得独立的权利,视母国民族政策而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四种情况:(一)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分散在四面八方,就不能凝聚为统一的整体,更难於求得大多数族人的共识,因而成不了气候:(二)还应考虑本民族独立后,经济上是改善或是下降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人赞同独立;(三)争取独立的少数民族,在本族中早就产生了众望所归的领袖,由他领导秘密的地下斗争,直至达到目的,例如印度有圣雄甘地,捷克有哈维尔,汉族有孙中山等:(四)当母国尊重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能安居乐业,试问,还有独立的必要吗?这第四种因素,实在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综观世界各国在民主独立方面作出榜样的国家;(一)原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二战以后经公民选举,北方的斯洛伐克成为独立的国家;(二)苏联在九O年后分裂成俄罗斯、乌克兰、塔吉克、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拉脱维亚等十五个独立国家;(三)加拿大有一个魁北克省,大多数居民是法国来的移民,只能说法语,也要求独立。经和平谈判作出决议,由该省的公民投票来解决,而历史上的每次投票,独立的一方总是败北;(四)在马来西亚有四分之一的华人,在大英帝国放弃海外殖民地以后,即分出一个新加坡的独立国家,而星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在东亚的诸国中,都占优先,至於台湾,还在不断完善,她的终极目标,是统一全中国。
据上述五种例证说明了一个原理: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甚至大大超出了母国。不分青红皂白反对独立的人,大概是中共洗脑后的大汉族霸权主义,作了吹鼓手而已。
回头再提及达赖喇嘛的观点,他历次声明,未来的西藏实行民主自治,并且提出愿意与中共领导人举行和平谈判,而实行自治的地区,并不包括青海、宁夏、甘肃等处的藏族聚居区。
北京当局对此始终保持沉默,表明了不敢正面回应,实由於拿不出有力而有理的反驳,时间拖得愈久,有朝一日中共政权自身难保,那就是总解决的时候!
1997.8.8纽约

《中国之春》1997年12月号

此条目发表在未分类分类目录。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8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