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

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

對六四事件，理性回顧這場運動，我們可以看出，它並不是由於激進、理念太清晰、訴求太高而引來鎮壓，恰恰是由於對共產黨本質不清，才導致那麼多人被殺害。

初期學生們的主要口號是反腐敗，後來只要求：承認是愛國運動，保證不秋後算賬。知識份子高喊：我們沒有敵人。結果呢，迎來的是一場血腥屠殺。中共從一開始動用的就不是維護國內治安的警察，而是對付外敵的軍隊。但鮮少有人相信真會有屠殺，當子彈都在肉裡開花了，還以為橡皮子彈。這是典型的不識狼本性，被狼吃掉的例子。

中國文人的傳統是向皇帝進諫。八九年學生在人民大會堂下跪遞諫，既是繼承了這個傳統，更是知識份子一直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直接影響到學生的結果。中國文化人一直都沒明白（我懷疑今天是否明白了），跟獨裁專制者不是對話關係，跟共產黨不能對話，就如同跟海盜、跟恐怖份子不能對話一樣。跟他們只能是抗爭的關係。話不應該講給共產黨，而應該講給人民聽，那就是，一黨專制必須結束（這個被許多文化人不屑一顧，認為誰都懂的道理，事實上在中國根本沒有得到廣泛的共識）。

和共產黨對話，就是強化它的合法性

在共產黨還很強勢的情況下，它怎麼可能跟你對話？它要麼根本不理你，要麼就鎮壓你。只有讓最根本的概念、一次到位的概念——共產政權必須結束，沒有共產黨，中國才能更美好——深入人心，才有可能逐漸形成民間強有力的反抗聲音和勢力（智慧產生真正的勇氣），才有可能迫使共產黨主動來跟人民對話，向人民讓步。抗爭才有可能勝利。

一定有人立刻反駁，那不更被殺嗎？你讓大家都去找死嗎？問題是，你下跪不也是被殺了嗎？與其跪著被殺，為甚麼不站起來呢？其實問題的關鍵是：不敢站起來是次要的，不懂得需要站起來才是問題；不敢否定一黨專制是次要的，仍對那個黨寄予希望才是問題！

今天我們喊要結束（推翻）共產專制，絕不等於是要暴力革命。這里根本不存在人民對政府暴力的問題，只有政府對人民施暴這一條。手無寸鐵的人民怎麼個暴力法？想暴力也沒有資本，所以喊非暴力多少讓人感覺有些矯情。

在現實操作上，一次到位的可能性比較小（也絕不是沒有可能，東歐全部共產政權怎麼都可以在一夜之間沒有任何流血就垮臺？），但理論上，必須到位。思想是行動的前提，老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就是不肯說必須結束共產黨，就是不肯把一加一等於二的簡單高聲喊出來（甚至是，誰喊打倒共產黨誰淺薄），那我們就再熬下一個二十年吧。

今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靈了，但是，「沒有力量能取代共產黨」這個概念卻深入人心；而只要「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個今天流淌在中國人（尤其是眾多中國知識份子）骨髓裡的概念不被清除出去，共產黨的垮臺就免談。而只要共產黨不垮臺，甚麼自由、民主、憲政、共和，三權分立、新聞和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全都只能是對牛彈琴。全世界共產黨的歷史、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你根本無法跟它論理。而每次試圖跟共產黨對話，事實上都是強化一次它的合法性；於是，你起到的要削弱共產黨的作用，可能都低於潛移默化強化它合法性的作用。

曾製造一個天堂，今天又描繪一個地獄

知識份子現在面臨一個要跟誰對話的問題。是跟普通民眾還是跟政府？共產黨是一個甚麼話都不聽的政黨。知識份子總擔心老百姓接受不了一下子到位的說法。其實是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沒到位。六四時最早喊出要結束一黨專制的是民間，把毛像潑墨，高喊結束五千年皇帝統治的也是民間。我不止一次地被反對我強烈反共態度的文化人質問：「你給我說說，共產黨垮了，誰來代替？」

那我就回答你：中國有一套相當健全的行政體制，目前全是靠這個行政體制在運作。所謂共產黨垮臺，只是黨的系統退出行政，一切照常運轉。因為縣有縣長，市有市長，省有省長，下面還有鄉長，鎮長等各個層次都有一套行政領導體系，共產黨退出了行政，共產黨垮了，但這個行政系統仍在，完全可以起到穩定局勢，國家繼續運轉的作用。而且今天中國已經基本是行政系統在起作用、在領導管理，沒有了共產黨那些「書記們」的干預，這個行政系統只會運轉得更好。

共產黨一垮臺（或者只要開放黨禁、報禁），一天之內會有一百、幾百個政黨出現，一個月之內就會有新的政治明星、政治勢力出現。下次誰想當國家主席、省長、市長、縣長，就要靠競選來當。就這麼簡單。就這樣逐漸過渡有甚麼可怕？有甚麼不可以呢？！東歐全都是這麼走過來的，台灣也是這麼走過來的，都沒有流血，都沒有暴力。中國人怎麼一定就不行呢？難道中國人是低等動物？那種認為「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人們，是最自我歧視的種族主義分子，是那些自認「自己是一條蟲」、必須有共產黨的金箍棒撥弄的成龍們才相信的。

事實是，這個「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天下大亂」的概念，和當年虛構一個共產天堂讓人們勒緊褲帶去追求一樣，今天，共產黨又（在無數文化人的協助下）虛構一個地獄，把中國人嚇死；用這個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人就得下地獄的恐懼，讓你滿足現狀，不挑戰專制。中國人曾經被第一個謊言欺騙了半個世紀，在絕對封閉的環境下，有情可原；但在今天這種發達的信息下，在全球民主國家現狀有目共睹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人仍然相信中共和那千百個御用文人們製造的謊言的話，不是他們的錯，是我們的失職，是那些骨子相信自由的人沒有把真話說到家，沒有把最基本的理論、最簡單的常識說到位。

繼續「進諫」，繼續被殺

共產黨現在可以用「顛覆政府罪」抓人、判刑。但當你從一開始就清楚地喊出，我絕不顛覆政府，我只反對一黨專制，恐怕共產黨定罪也麻煩（他們不也弄一些多黨花瓶嗎）。當千百萬的人都明確了不顛覆政府（沒有全國大亂的恐懼），只抗議一黨專制，那會是一股真正的力量。

中國今天的經濟繁榮，絕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結果，是亞洲人勤勞、有商業頭腦的文化歷史傳統的結果之一，是海外以華人為首向中國巨額投資的結果之一。在有了民主選舉、健全的保護個人私有財產的制度之後，中國的經濟只能走向更加的繁榮；在有了公平的司法解決糾紛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只能更加穩定；在有了新聞自由的監督下，官商勾結的貪腐一定會大幅降低，民間的商業競爭才會更合理。更重要的是，在有了政治選擇權之後，中國人才不再是奴隸，而成為自豪的自由人！

從六四到今天，一路的教訓都是，不清楚共產黨的本質，繼續做「進諫」的夢，那就等於在繼續犧牲的同時，卻起不到傳播徹底否定共產黨合法性的作用。至於很多文化人還停留在呼籲給六四平反的水平上（讓屠夫說，你們是好孩子，我把你們當壞孩子殺了，殺的不太對），那就更沒法多說了。

 

 

李一平

杨恒均的“宽容和解”会议场外二三事

今年5月3号，一份海外华文小报《世界华人周刊》主办了一个会议，邀请一众自由派知识份子谈论中国政经形势。会议的海报是这样写的：“实业不济、股市虚高、环境恶化、官不聊生，听听自由派名家怎么说；包容与和解、宽容与对话，是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的金钥匙。” 这份小报虽然名不见经传，其主编却是大大的有名：“民主小贩”杨恒均。

杨恒均先生过去几年来写了不少博客文章，在互联网上宣传民主就是好。这些年民主思潮势不可挡，涌现大量具有民主思想的网民，杨先生在这批人中赢得了不少粉丝。但是最近几个月时间，“民主小贩”有点不务正业，大声叫卖“宽容和解”，引起骂声一片。

宽容和解本来都是好东西，但不是绝对真理。比如说，一个强奸犯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你去对受害者说宽容和解，你怎么劝都没问题。若受害人不肯原谅，她是正常人，若肯原谅，她就是圣人。

但是如果强奸犯正在强奸时候，你跑过去对受害人说：“包容与和解，宽容与对话是结束强奸行为的金钥匙”，不仅受害人会骂你缺德，所有正常人都会产生向你竖中指的冲动。

目前中国的现状就是权贵正在强奸民众：强拆房子，殴打小贩，歧视民工、操纵股市、垄断市场、牟取暴利、毁坏环境、瓜分国资、滥发纸币、权贵家族集体向外转移资产、武警弹压维权者、酷刑侍候良心犯等等都是强奸的动作。这时候，杨恒均要老百姓宽容，自然会受到一些抵制。女权人士叶海燕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意见，万能的网民甚至挖掘出杨恒均过去的国安干部背景，以此解释杨恒均的反常行为。大家可以参考张鹤慈先生有篇文章。这次会议温哥华会议的主题又是“宽容和解”。杨恒均拉来一众自由派公知谈论中国形势，但是协办单位却是温哥华华人社区中的亲共团体，受邀听众多是常去温哥华中国领事馆混吃混喝的侨社代表。这种组合非常稀奇，因此我在会议开始之前，写了一篇《大外宣海外设陷阱，众公知集体赴鸿门》，道破杨的目的是借众自由派公知的声势来推广伪类“宽容和解”论调，消解国内逐步上升的革命思潮。

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之后，杨恒均的搭档张辉很快联系上我，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问让我上台发言吗？他说不行，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后来一位本地社区活跃人士、作家黄先生告诉我正式会议之后，他要组织一些本地自由派人士与几位与会的公知私下座谈，邀请我参加，我欣然接受了。

我大约在正式的研讨会结束之前1小时左右到达会场。黄先生把我介绍给杨恒均的搭档张辉。 张辉与我互相寒暄几句之后，马上就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说，“我给何清涟老师讲了一件事，现在也讲给你听听。何老师和她儿子十五年前在北京大学西大门外出了一场车祸。何老师一直认为是特务干的，认为普通人没那么大本事，把两个人撞飞出去好几米远还不出人命。其实特务哪有那么黑啊！是我妹夫干的。何老师当初移民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这次跟何老师说清楚了，不是特务干的，肇事者是我妹夫。”

用这个故事做开场白，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明白是在提醒我小心车祸啊！本想听他继续讲讲细节，但很明显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点到为止。然后马上把话题转到会议主题上来，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宽容和解”，不能再继续互相斗下去了，这次会议非常有意义之类的话。

听他讲完我哈哈大笑，然后回应了一下，“我这个人讲规矩，要文斗就来文的，要武斗就来武的。至于宣讲“宽容和解”，我就要提醒你一下，也请你转告杨先生，风险也不小。给你举个例子，几年前韩寒讲民主的时候，可是几千万粉丝的大众偶像；后来出了三篇反对革命的文章，很快就被网民当成了假货加小丑。逆潮流而动，跌得会非常惨。杨先生这几个月到处宣讲宽容和解，小心跟韩寒一样。听说现在他的“羊群”（杨的粉丝群）的根基有些不稳，要小心哪！”

说完之后还拉了一下家常，我问他什么时候来加拿大的，他说在加拿大住了好些年，但是美国政府就是不让他入境，认为他是中共的人。然后他说他其实不是中共的人。我听后会心而笑。既能把自己的身份亮明了，又不落下口实，看来是张先生非常喜欢运用的一种说话技巧，短短几分钟内就用了两次。

张辉介绍了新华社驻温哥华的负责人给我认识，他的名字我忘了。他说：“你这篇文章可把我害苦了！”我笑问此话从何说起，我写篇文章而已，怎么会伤害新华社？他也不正面回答，我只能这么猜想他的意思：新华社也是主办者之一，我这篇文章对会议起到了负面作用，让他们没法拿到国内去宣传“宽容和解”。 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 张辉又对我说，“XX明年就要退休了，拜托你不要给他找麻烦了。”我说，“哪有这么严重！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就跟上级说李一平胡说八道不关你的事，你们上级也知道我一向喜欢‘胡说八道’的”。

然后张辉又去把杨恒均找来。大家握手寒暄之后，杨恒均说：“你的《变局策》在国内影响很大啊!”我说：“哪里哪里，被封死了，只能在民运维权圈子里面传播。你的文章可以到处流传，影响才叫大啊！”

杨恒均说：“会议最后是听众提问，每人只能一分钟，你可以上去提个问题。”我说：“算了吧！”

杨说：“你可以上去提问的，但是一分钟时间我看你能提什么问题呢？”

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放心，我这个年纪的人写写文章就算了，不会赤膊上阵踩场子。

这时作家黄先生提议照个相，我就和两位照了一张。从照片上的表情看，两位都紧绷着脸，似乎还在因那篇文章在生我的气，只有我笑容满面，倒像是已经“宽容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