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
“我不坐牢，谁坐牢？”──范一平会面记
听到老民运战士范一平被中共无理判处三年徒刑的消息，心中的怒火顿时燃起。站在纽约长岛大西洋的海边，眺望东方，我真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大洋的彼岸，砸烂那中共残害无数人民的巴士底狱！
回到家中，从网络上看到范一平家属的声明。老范那“我不坐牢，谁坐牢”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边。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象热油锅里投进了一棵冰棒，立刻翻腾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入睡。
老范的影子，立即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是一个坦然、直率、积极进取、大而化之的人。一见面，没说几句，就能看穿他的内心世界。希哲曾跟我说：“炳章，你性格和老范简直相似得象是一个模子刻的。”
今年元月，我潜回中国大陆秘密组党。到达广州后，范一平热情地接待了我。共同的专业背景，使我们聊起天来格外投机。他毕业于军医大学，做过外科医生。我俩促膝相谈，从医学聊到政治，从纽约谈到广州。从民主墙的激愤回顾，又预言着民主中国灿烂的明天……。不知不觉，天已破晓。
一平是一家颇具规模的食品贸易公司的老板，听说是第一次来广州。第二天把司机叫来，开上面包车，陪我兜游市容。重任在身，还有很多人要见。我抓紧在车上的机会和他商讨民运大计。只顾说话，广州是什么样子，好象在脑海里至今没留下多少印象。他看我对游览毫无兴趣，便叫司机把我们拉到广东省政府旁边的广东大厦，在大厅里细谈。
聊到形势，老范说：“我刚从广西回来。那里农村的情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上，需要‘扶贫’。基层共干已经完全恶霸化、土匪化了，开口一诌就是一个税收，出门就寻思哪家的姑娘还没玩过。矛盾日益激化。这两年，两广地区农民闹事此起彼伏。民运应重视农村问题。”
至于城市，他说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告诉我：“前几天省府大门前还闹事。几百个市民因为中共不合理的‘拆迁’住房，围住省政府，而且有高手组织。我还保存了他们的传单，要设法和他们的组织者联系一下。广东算是全国最好的了，但下岗问题已经凸显。省里很多地方几天没有民众在政府门前闹事，好象就不大正常似的。下一次民运，情况会和1989完全不同，我看是以工人、农民为主。”
说到腐败问题，一平开玩笑地说：“老王，你想在军队弄个上校、大校当当吗，拿几万美金来，我给你买一个。”我答道：“好哇，可我不想要虚的，要弄，就弄个真正有兵带的。带他一个团，把旁边的省政府占了算了”。“行，那就看你老王出多少钱了。在广东，花钱买警官当，买书记当，有的是。共产党到了这个份上，气数算是尽了。”
范一平对组党的看法和我完全一致。他告诉我，有些人正找他搞“独立工会”的事。但他认为，组党更为重要。秘密地在全国范围内组党的时机早已成熟，问题就是没人牵这个头。他的看法是，不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密政党，下一次出现1989民运的局面，就还会因为缺乏领导而可能失败。他说：“你来得太好了。我和希哲十几年前就一道干。希哲从牢里放出来不久，就出去了。我憋了这么多年，和你的交谈是最开心的一次，真是说多痛快就有多痛快。我们这一代，不把老共扳倒，不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起民主的政体，就是失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
对于所谓“改良”路线，老范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学医的知道，有的病可以治，但有的病就是绝症，治不好。老共全烂透了，怎么改？只有推倒重来，中国需要重新洗牌。对老共抱幻想的人，最好到农村住一段，就明白了。”几句话，显示了他对民主革命的坚定立场。
鉴于老范尚未完全暴露，经常外出并未受到注意，他答应将做为广东的代表，出席建党大会。我在上海进行组党活动时，给他打了个电话。老范干脆地回答：“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的通知。”后来，他复印了我的《民运手册》（征求意见稿）和《民主正义党成立宣言（草案）》，在朋友间广为传阅。由于活动范围较广，被当局发觉了。
范一平今年43岁，出身于共产党干部家庭。父亲曾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象他这样的家世，在朝廷里弄个官当当，过个公子哥式的生活，丝毫不成问题。但是，他选择了一条艰苦、却有意义的道路。早在1970年代末就投身民主墙运动。1980年，与刘国凯等一起编辑民办刊物《人民之声》。后协助王希哲办为全国民运准备干部的《学习通讯》和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民主墙与民办刊物运动被镇压时，遭受审查。当时，他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曾对家属说过：“搞民主要付出代价。我不去做牢，谁去做牢！”王希哲在他的自传《走向黑暗》里记录了刘国凯在那时召开的一次营救会议，生动地描述了范一平：
“我（王希哲）和何求等的被捕，并没有使得原‘营刘委员会’的朋友退缩。刘国凯立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作出反应。于是一份《告各界人民书》便在全国全广州和海外到处传播了：
“亲爱的朋友、同志：
上海‘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傅申奇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广州《自由谈》负责人何求；《责任》《学友通讯》编辑王希哲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北京《四五论坛》编辑徐文立、杨靖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杭州《之江》编辑王荣清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温州《东瓯》编辑郑玉林、邓焕武以‘反革命罪’被捕了。韶关《北江》主编钟粤秋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武汉《钟声》负责人秦永敏、朱建斌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关于这次决定起草和发布《告各界人民书》的紧急会议，刘国凯先生有一个回忆如下：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从无抗争的声音。这次，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一定要打破这个陋规，向中共表达我们的愤慨和抗议。至于用什么形态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为发抗议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出张贴，有人提议邮寄。范一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他说他已想过了，有两个方法。一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的公共汽车的天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掂着脚尖，伸出手，做了个从汽车往外扔东西的姿势。‘这样，汽车一开动，风一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说。我怔怔地凝望着范一平的脸庞。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半点造作。”（王希哲《走向黑暗》269页）
这就是老范，一个英雄。17年过去了，他还是这样无所畏惧。的确，这次在广州会面时，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反复对我说：“把中国带向民主，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组党是有风险的，但我们必须跨出这一步。你冒着风险回来，我们冒着风险接待。我反正是豁出去了。现在应该在各方面做革命的准备工作。”
范一平也做生意，但他做生意，胸中怀着一个大目标。他跟我讲，他正在搞融资，想法多为民运筹些经费，留着为大潮到来时用。
我们从广东大厦出来，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负担，他指着省府大楼说：“老爸以前就在这工作，现在退休了。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把中国带错了方向。老共产党人也在反省。但是，那些当权的共产党特权们不一样。请告诉海外的朋友们，不要对他们什么幻想。他们完全是一伙利益集团，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和利益的。你回来，是个很好的开头，我们里陀噤合干，我看共产党混不了多长了。”
写到这里，我拉起窗帘，东方已经泛白。我和老范见面才半年，民运局势已经变得大不相同。那时，我们仅仅是讨论组党，而现在，老范所期待的反对党组建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民主正义党不但组建成功，而且已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建立了分部和联络网点。我回国在杭州见面、并详细讨论过组党的著名民运人士王东海等人，结合1989民运领袖王有才，民运人士林辉、祝正明等，也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筹组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并要求登记注册。与此同时，国内十几个省市的民运人士，已经公开地联合起来，以政治反对派的名义进行活动。新的民运浪潮，正在冲击着那腐朽的专制大厦，冲击着中共的巴士底狱。
范一平是因为参与国内民主正义党的组建工作而被捕判刑的，但中共官方却以他协助王希哲偷渡为名，将其治罪。《广州日报》在报导此案时，还故意将王希哲的名字抹去，写成王某某。他们不敢在国内公开提起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和人士，也不敢将范一平，一个追求理想的民运斗士的真实面目呈现在舆论面前，他们害怕引起人们的认同。中共心里已经虚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望着东方，我为多灾多难的祖国祈祷，为老范祈祷。耶稣为拯救全人类背起十字架。“我不坐牢，谁坐牢？”老范用他的行动，实践了对真理的追求，表达了心甘情愿的奉献。我祈盼，下一次我们相逢时，我们不再是秘密的会见，而是在民主的阳光下和朋友们、和家人们欢乐的团聚。(1998.7.26)
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印尼虐华事件所想到的
以苏哈托下台为标志，印尼人民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继任总统哈比比，组成了临时过渡政府，印尼正在向建立完全的民主政体迈步。据报导，印尼的党禁已开，37个政党已经登记注册，其中包括印尼华人组成的政党，为未来的民主大选做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大批印尼华人被残害、无数华人妇女被强暴的事实被逐步公开，全球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印尼虐华事件越来越引起全体炎黄子孙和国际舆论的关注。相比之下，印尼民主革命的真谛被模糊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印尼民主革命伴随着虐华悲剧？为什么民主革命始动之初、苏哈托下台之前，这个悲剧被掩盖呢？为什么在1965年印尼出现政权危机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为什么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喜欢纠缠在一起？
从已经被揭发的事实看，印尼这次的虐华事件是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婿、最年轻的三星上将、印尼特种部队头子普拉波，据报是策划虐华事件的主谋。《亚洲人权观察》公布的报告中，公开指责普拉波是幕后黑手。干下煽动反华浪潮、集体轮暴、奸杀华人妇女、打砸抢华人住宅、商号的，正是他手下的特种部队极其唆使的暴徒。想想看，动乱中，个别人趁火打劫，如果政府采取果断的制止措施，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件哪能发生？
苏哈托在灭亡之前，有意地煽动反华情绪，挑起民族仇恨，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转移人民对其家族侵吞国家财产的注意，把人民对独裁的仇恨转嫁到华人身上，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都会本能地利用这个防空洞。大家或许记得1980年代初著名的拉丁美洲福克来群岛之战。当时，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加里铁里，在民主浪潮声中，政权摇摇欲坠。突然，他出了奇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兵占领了福克来岛。一时间，举国欢腾，加里铁里由独裁混蛋变成了民族英雄，政权获得了暂时的稳定。谁知，英国的铁娘子撒契尔夫人不让须眉，立即派出军舰远征南美，没用多大气力就收复了福岛。一夜之间，独裁者又由英雄变为狗熊，黯然下台。
现今，独裁头子萨达姆、卡扎菲、卡斯楚（卡斯特罗）都是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维持专制的高手。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煽动国民狂热的反美情绪，将注意力成功地转移到美国佬身上。中共也是一样。所谓1960年3年困难时期，4千万人死于非命。中共开动宣传机器，说什么“苏修逼债”导致我经济困境。造成饿孚遍野的真正原因，明明是毛泽东误国误民的错误政策，他却把“苏修”打成了4千万亡魂的夺命者。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人祸”，竟然没有促发农民暴动，中共盗用了“民族主义”来转嫁矛盾，是因素之一。
其实，何止是独裁者，就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都知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妙用。其中一例，是美国总统卡特的表演。1980年，卡特与雷根（里根）竞选，气势日渐低落。为了挽回颓势，卡特使用了“民族主义”的杀手。当时，正发生伊朗扣压美国外交人员的人质危机。卡特利用在任总统之便，策划了动用大批直升飞机营救人质的行动。谁知天不做美，美国直升飞机赴伊途中，发生机械故障，营救计划归于失败。卡特也跟着灰头土脸地下了台。如果老天爷帮忙，卡特的救人计划成功了，那么，他必然成为“民族英雄”。民族主义的意识流，说不定会把他留在总统的宝座上。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是非常浅显的意识形态，容易动员与认同。阶级差别、左中右立场、不同信仰、不同国籍，在民族主义的认同上，都会让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常常被独裁者利用，特别是在政权发生危机时，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我们民运人士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将来，中共政权在崩解前夕，也可能祭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以挽救自己的命运。最可能的一张牌，就是转移大陆老百姓的视线，武力攻打台湾，统一中国。在这一点上，政治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明白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常被独裁者用来作为防空洞的道理，揭露了印尼独裁者苏哈托策划虐华、故意挑拨民族矛盾的阴谋，我们在抗议虐华事件时，就会把握方向和尺寸。我们的声讨对象应当是苏哈托独裁集团，应当是军队暴徒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不要将矛头对准印尼人民和印尼的民运人士；否则，我们就是中了苏哈托集团和暴徒的奸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