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人士言论汇编——蒋继先(彭明部分)

彭明

民主工程

  1. 一. 概括地講,強權政治的領袖集團, 是軍人挂帥、強人當道的集團。他們無疑都是當時社會的“政治能量份子”或“邊緣人”。他們往往經險丰富、意志堅定、剛愎自用、處事果決、反危机或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較強,加上敏感多疑,在鎮壓敵對者時能做到心不跳、眼不眨、手不軟。但在有效治理國家方面,卻缺乏相應的能力,也不愿啟用比他們能力強的集團以外的人士。他們的教育背境和文化背境, 他們所經歷的殘酷的斗爭歷程, 他們所處的險惡人際環境,均決定了民主理念在他們的意識中很難占据重要地位。讓他們認同民主价值并遵守民主規則, 等于讓野狼遵守羊群的規則。他們在与其它政治勢力或派別打交道及他們之間相互打交道時,衹認實力,不認道理,也不認法律。
  2. 二. 傳統民運可分為三個類別,即理論研究、人權活動、政治斗爭。現在,絕大多數民運人士從事的是理論研究和人權活動,而非政治斗爭。因為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斗爭,都是有政權訴求并且付諸行動的。無論國內、國外,當前最缺乏的正是政治斗爭以及從事政治斗爭的專門人才。
    一些自由派學者或自由知識份子,因為學術觀點和信仰与當局相佐,或曾遭受當局的打壓、封殺而被逼走上民運道路,成為民運領袖群体中僅次于民運斗士的重要組成部份。与民運斗士相比,他們的理論功底厚實,但往往意志薄弱,經受不住殘酷的打擊和挫折,容易發生動搖,也缺乏面對嚴峻的政治現實從事實際民主政治運作的手腕,以及實際的斗爭領導經驗。
    民運人士在長期的抗爭中,不斷產生分化:有的因懾服鎮壓而改弦更張,有的因金錢誘惑而棄政從商,有的因看破紅塵而厭世棄俗,有的因“韜光養晦”而遠走他鄉,有的因前景悲觀而灰心喪气。最后堅持下來的人,几乎都有被長期監禁和打壓的痛苦經歷、身心受到過嚴厲摧殘和考驗、但卻仍不改初衷、意志异常頑強的人。
    傳統意義上的民運人士,其組成主体多為自由知識份子、人權活動份子、民權斗士等,較少職業政治家、職業軍官、資深情報專家等。這些人當中的大多數,可以說是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帶兵。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都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情怀,熱衷于理念層面的爭論和坐而論道,不擅長戰略、制度、技術等層面的探求和實踐﹔熱衷于公幵作秀,不喜歡也不擅長組織建設的行政管理和地下斗爭,難耐寂寞﹔喜歡平起平坐、獨往獨來,難以忍受組織体系的紀律約束,難以接受服從觀念。一句話,管理這些人的成本极高,實不上算。
    民運領袖們認為,暴力手段不僅違背民主的初衷,而且在現代社會根本就不具備運用的條件﹔如果強行采用,必然遭致更慘重的失敗,監禁或殺頭。何況,在民運領袖群体和主要依靠力量中,完全缺乏運用暴力手段進行實際操作的風險型人才。因此,他們拒絕采用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持續的武裝斗爭的形式。但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被迫采取拋磚頭、燒汽車等有限的、自發的、短暫的街頭暴力或准暴力手段。
    由以上不難得出結論:民運人士作為一個整体,不是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他們基本上是不可利用、不可合作的。當前民運道路除了改弦更張,實無它途可走。所謂改弦更張,筆者建議:利用領袖优勢、調整訴求內容、變更運作手段。
    民運作為旗幟,已扛了20多年,勿需諱言,迄今這面旗幟已經臭了,爛了,且難以修复或修复成本過高了。這面旗幟已無任何感召力,有的衹是恥辱。靠這面旗幟几乎不再可能獲得有關利益集團和階層的實質性的支持。如果有人在感情上難以割舍,情有獨鐘,或還能從中獲得一些小利,愿意繼續扛這面旗幟,扛下去也無妨。但如果要實施民主工程,實行改朝換代,則必須拋棄這面旗幟,另打新旗幟。但不排除,(1)与少數同理念、明事理、懂規則、干實事的民運朋友個人加盟合作﹔(2)与部份民運組織和人士進行短期的項目性的合作﹔(3)与多數民運組織和人士建立長期的但卻是松散的反共聯盟關系。
  3. 三. 民主工程作為一個改朝換代的的巨型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以百萬、甚至以千萬人的參与或卷入,但其中起決定性的中堅作用的主体依靠力量,卻是一個不太大的群体。這批人的組成成份及來源,是我們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及取舍是否正确,從技術和策略層面上講,關乎民主工程的成敗。
    青年學生的熱情來得快,去得也快,缺乏堅定的意志,极容易被當局鎮壓或收服。尤其是“6.4”之后,當局吸取教訓,加強對大學生的控制和腐蝕(引導學生逐利并遠离民主政治理念),加上流動性強 ──几年后便畢業,他們越來越難以成為可依靠的重要力量或對象。
    產業工人由于當局的嚴厲鎮壓,也不敢參加有政治訴求的公幵活動。就是參加一些純經濟訴求型的活動,也是小心翼翼,而且衹要當局稍加鎮壓或在經濟上稍稍滿足一點要求(如補發一個月工資或每人先發180元錢),便立即散伙瓦解,几乎沒有任何戰斗力,形不成有組織的政治集團。
    自由知識分子本來人數就少,居住又分散,而且缺乏類似學校、工厂、企業那种有形組織体系的聯系和約束,加上生性無拘無束、缺乏紀律、不善合作,且膽小多變,也不大可能成為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他們成為政治個体戶倒很有可能。
    因此,民運工程主要依靠的力量,由三种人組成:一是极欲出人頭地的野心家﹔二是伺机報仇雪恨的含冤者﹔三是几近窮途未路的亡命徒。
    應該吸納的人包括:殺人越貨的強盜、惡盈滿貫的地痞、滿盤皆輸的賭徒、好吃懶做的光棍、不學無術的混混、欠租不交的無賴、身無分文的乞丐、目不識丁的文盲、反抗婚姻的男女、不孝父母的逆子等一系列社會底層人,他們是革命集團的主要來源和基層政權的中堅力量。另外,被主流社會所拋棄的、憤世嫉俗的、不得志的、甚至生活無著的各類文人或知識份子,往往也會成為重點吸納的對象。
    勿庸置疑,上述這几類人對現實社會几乎都怀有較強烈的仇恨心態,他們的征服欲、反抗意志、報复心理均极強。他們往往偏激好斗、無所顧忌,很容易被煽動起革命的激情并鋌而走險。尤其是地痞無賴,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更是如此。以他們為基礎和主体所組成的戰斗集体,在与其他社會層次較高人士所組成的政治團体的較量中,總是胜券在握。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兵書上早有定論:“兩強相遇勇者胜”,俗語亦云:“赤腳的不怕穿鞋的”。細究,民主工程奪權成功的一個极重要祕訣就是:邊緣人与底層人的有机結合。
    縱觀中國歷代政權更迭史和強人發跡史,他們發展力量或曰拉隊伍的手法不外乎是:(1)游說志同道合者加盟,(2)吸引走投無路者投靠,(3)蒙哄不明真相者入伙,(4)脅迫身不由己者跟從。
    史料証明,所有成功者都是上述四种手法同時采用,并且以后面兩种手法為主,這是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的祕訣或真諦之一所在。不明白這一點,就不能算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而衹能算是一介書生或一個天真的政治愛好者。而一旦明白了這一點,在國內拉隊伍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具体做法不用在此討論了。
    奪權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際支持,尤其是大國的支持。可以負責任地說,若沒有日本和西方的支持,國民党不可能推翻滿清并逐步鞏固民國政權﹔若沒有蘇聯的支持,共產党不可能推翻民國建立大陸共產政權。大國的支持是高強度的、全方位的,包括外交承認、人才培訓、財政援助、軍火供應、情報提供、顧問指導、關鍵時刻的直接出兵,等等。
  4. 四. 為了保証革命團体的效率和穩定,利益刺激和違規懲戒是必須有的。也就是說,你如果忠心耿耿、勤奮工作、成績卓著、甚至做出了某种犧牲,你一定會得到多方面的巨大的長期穩定的回報,你會感到投身民主工程是一項很有价值的投資﹔你如果背叛、懈怠、犯規,你也一定會受到嚴厲的懲戒。讓商業規則和政治規則同時起作用。
    民主工程所要做的,是以新興的弱小的民主力量去力圖摧毀并取代陳舊的、龐大的中共政權。這是一場典型的以小搏大的戰役。用系統論的術語描述,中共政權是一個复雜系統,民主工程當前所建立的政治實体無疑是一個簡單系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陳平教授認為,簡單系統是有可能打敗复雜系統的,關鍵在于簡單系統必須比复雜系統更有效率,因而更具有戰斗力。顯然,簡單系統要更有效率更有戰斗力,必須決策更果斷、執行更快速、監督更有效、反饋更靈敏。一句話,動員成本和管理成本必須更低。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比中共更集權,更不擇手段。等推翻了中共,再實行分權制衡。顯然,這一觀點是很難被民運人士所接受的。所以,僅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民運的失敗也是注定無疑的。
    理論研究和歷史事實均証明,在力量對比懸殊不太大的兩個陣營武裝對壘中,誰的權獨裁程度高,誰就處于体制上的优勢地位,誰就更有可能獲胜。因為單從效率角度講,集權獨裁的程度与效率,成正比關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和經驗教訓。即當一個新起的、較弱的勢力向現存的、較強的勢力挑戰時,你必須先遵從他早已制定并正在遵循的規則(即使你認為這個規則不好),并按這個規則的標准比他做得更徹底、更有過之無不及。換句話說,如果他獨裁,你比他更獨裁﹔如果他狠毒,你比他更狠毒。反之,如果他民主,你比他更民主﹔他仁慈,你比他更仁慈(如民主國家各政党之間競選的做法),這才有可能戰胜他。等你戰胜了他,再去改變規則或确立新規則不遲。反之,若他獨裁,而你民主,則必然失敗。
  5. 五. 民主工程的旗幟与口號
    民主工程所要挑戰的對象是中共政權,這是一場极不對稱的、以小搏大的政治較量。要想贏得這場戰役,除了我在《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一文中所講的,簡單系統打敗复雜系統所需要的條件等因素外,而獲得一些有實力的反中共的政治實体的實質性支持,也是极為重要的,某种意義上可以說是決定性的。要獲得他們的支持,就必須与他們作一筆政治交易。我們所能幵出的交換條件就是,承諾一旦我們成功,將部份、甚至絕大部份滿足他們的政治訴求。這是很正常的事。真實的政治就是如此,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感情用事。根据民主工程的總体設計,為了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未來中國的國体結构為聯邦制,國號即為中國聯邦。無論從戰略的高度還是從戰術的角度,無論從長遠的利益還是從眼前的算計,我們都毫無選擇地必須打聯邦牌或聯邦旗幟。
    旗幟是針對精英的。旗幟是理念的濃縮。旗幟的語言要求新穎、准确、精練。它應載明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獨特的政治訴求,概念清晰,指向明确,同時又包含丰富的內涵,具備足夠的空間。換言之,旗幟的語言是這樣一句話:它讓人看一眼就難以忘怀,就能明白其真諦所在,就能使志同道合者產生共識和認同感。
    口號則是針對公眾的。口號是行動的號角。口號的語言要求通俗、上口、易記。它應提出能夠滿足多數公眾強烈需求的政治承諾和主張,喚起人們對未來新社會和新政權的憧憬和希望,讀來令人無比振奮,使人產生強烈的棄舊圖新和躍躍欲試之感,達到凝聚人心并催生行動之功效。
    五 通過武裝斗爭并且付出巨大流血犧牲為代价,推翻一個舊的獨裁政權后而建立起來一個新的獨裁政權,這個新的獨裁政權不大可能在短時期內(數十年的時間尺度內),通過和平的方式轉變為民主政体。
    武裝斗爭是奪取政權的有效手段。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确是至理名言。國民党和共產党走上武裝奪權的紅色道路,并非兩党創始人的初衷。
    暴力手段不可取,但暴力手段卻有效﹔民運道路走不通,但民運領袖卻有用﹔和平道路亦不通,但和平訴求最可取。既然已經走過的紅、藍、綠三條道路都不行,那就衹能另辟蹊徑,另擇它色。摻和紅、藍、綠三色而成的灰色道路,也許是可考慮的新的選擇。 形象地講,灰色道路就是:“ 既動嘴、又動腳、也動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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