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人士言论汇编——蒋继先(王炳章部分)

王炳章

“我不坐牢,谁坐牢?”──范一平会面记

听到老民运战士范一平被中共无理判处三年徒刑的消息,心中的怒火顿时燃起。站在纽约长岛大西洋的海边,眺望东方,我真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大洋的彼岸,砸烂那中共残害无数人民的巴士底狱!

回到家中,从网络上看到范一平家属的声明。老范那“我不坐牢,谁坐牢”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边。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象热油锅里投进了一棵冰棒,立刻翻腾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入睡。

老范的影子,立即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是一个坦然、直率、积极进取、大而化之的人。一见面,没说几句,就能看穿他的内心世界。希哲曾跟我说:“炳章,你性格和老范简直相似得象是一个模子刻的。”

今年元月,我潜回中国大陆秘密组党。到达广州后,范一平热情地接待了我。共同的专业背景,使我们聊起天来格外投机。他毕业于军医大学,做过外科医生。我俩促膝相谈,从医学聊到政治,从纽约谈到广州。从民主墙的激愤回顾,又预言着民主中国灿烂的明天……。不知不觉,天已破晓。

一平是一家颇具规模的食品贸易公司的老板,听说是第一次来广州。第二天把司机叫来,开上面包车,陪我兜游市容。重任在身,还有很多人要见。我抓紧在车上的机会和他商讨民运大计。只顾说话,广州是什么样子,好象在脑海里至今没留下多少印象。他看我对游览毫无兴趣,便叫司机把我们拉到广东省政府旁边的广东大厦,在大厅里细谈。

聊到形势,老范说:“我刚从广西回来。那里农村的情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上,需要‘扶贫’。基层共干已经完全恶霸化、土匪化了,开口一诌就是一个税收,出门就寻思哪家的姑娘还没玩过。矛盾日益激化。这两年,两广地区农民闹事此起彼伏。民运应重视农村问题。”

至于城市,他说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告诉我:“前几天省府大门前还闹事。几百个市民因为中共不合理的‘拆迁’住房,围住省政府,而且有高手组织。我还保存了他们的传单,要设法和他们的组织者联系一下。广东算是全国最好的了,但下岗问题已经凸显。省里很多地方几天没有民众在政府门前闹事,好象就不大正常似的。下一次民运,情况会和1989完全不同,我看是以工人、农民为主。”

说到腐败问题,一平开玩笑地说:“老王,你想在军队弄个上校、大校当当吗,拿几万美金来,我给你买一个。”我答道:“好哇,可我不想要虚的,要弄,就弄个真正有兵带的。带他一个团,把旁边的省政府占了算了”。“行,那就看你老王出多少钱了。在广东,花钱买警官当,买书记当,有的是。共产党到了这个份上,气数算是尽了。”

范一平对组党的看法和我完全一致。他告诉我,有些人正找他搞“独立工会”的事。但他认为,组党更为重要。秘密地在全国范围内组党的时机早已成熟,问题就是没人牵这个头。他的看法是,不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密政党,下一次出现1989民运的局面,就还会因为缺乏领导而可能失败。他说:“你来得太好了。我和希哲十几年前就一道干。希哲从牢里放出来不久,就出去了。我憋了这么多年,和你的交谈是最开心的一次,真是说多痛快就有多痛快。我们这一代,不把老共扳倒,不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起民主的政体,就是失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

对于所谓“改良”路线,老范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学医的知道,有的病可以治,但有的病就是绝症,治不好。老共全烂透了,怎么改?只有推倒重来,中国需要重新洗牌。对老共抱幻想的人,最好到农村住一段,就明白了。”几句话,显示了他对民主革命的坚定立场。

鉴于老范尚未完全暴露,经常外出并未受到注意,他答应将做为广东的代表,出席建党大会。我在上海进行组党活动时,给他打了个电话。老范干脆地回答:“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你的通知。”后来,他复印了我的《民运手册》(征求意见稿)和《民主正义党成立宣言(草案)》,在朋友间广为传阅。由于活动范围较广,被当局发觉了。

范一平今年43岁,出身于共产党干部家庭。父亲曾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象他这样的家世,在朝廷里弄个官当当,过个公子哥式的生活,丝毫不成问题。但是,他选择了一条艰苦、却有意义的道路。早在1970年代末就投身民主墙运动。1980年,与刘国凯等一起编辑民办刊物《人民之声》。后协助王希哲办为全国民运准备干部的《学习通讯》和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民主墙与民办刊物运动被镇压时,遭受审查。当时,他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曾对家属说过:“搞民主要付出代价。我不去做牢,谁去做牢!”王希哲在他的自传《走向黑暗》里记录了刘国凯在那时召开的一次营救会议,生动地描述了范一平:

“我(王希哲)和何求等的被捕,并没有使得原‘营刘委员会’的朋友退缩。刘国凯立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作出反应。于是一份《告各界人民书》便在全国全广州和海外到处传播了:

“亲爱的朋友、同志:

上海‘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傅申奇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广州《自由谈》负责人何求;《责任》《学友通讯》编辑王希哲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北京《四五论坛》编辑徐文立、杨靖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杭州《之江》编辑王荣清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温州《东瓯》编辑郑玉林、邓焕武以‘反革命罪’被捕了。韶关《北江》主编钟粤秋以‘反革命罪’被捕了。武汉《钟声》负责人秦永敏、朱建斌以‘反革命罪’被捕了。“关于这次决定起草和发布《告各界人民书》的紧急会议,刘国凯先生有一个回忆如下: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从无抗争的声音。这次,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一定要打破这个陋规,向中共表达我们的愤慨和抗议。至于用什么形态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为发抗议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出张贴,有人提议邮寄。范一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他说他已想过了,有两个方法。一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的公共汽车的天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掂着脚尖,伸出手,做了个从汽车往外扔东西的姿势。‘这样,汽车一开动,风一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说。我怔怔地凝望着范一平的脸庞。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半点造作。”(王希哲《走向黑暗》269页)

这就是老范,一个英雄。17年过去了,他还是这样无所畏惧。的确,这次在广州会面时,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反复对我说:“把中国带向民主,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组党是有风险的,但我们必须跨出这一步。你冒着风险回来,我们冒着风险接待。我反正是豁出去了。现在应该在各方面做革命的准备工作。”

范一平也做生意,但他做生意,胸中怀着一个大目标。他跟我讲,他正在搞融资,想法多为民运筹些经费,留着为大潮到来时用。

我们从广东大厦出来,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负担,他指着省府大楼说:“老爸以前就在这工作,现在退休了。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把中国带错了方向。老共产党人也在反省。但是,那些当权的共产党特权们不一样。请告诉海外的朋友们,不要对他们什么幻想。他们完全是一伙利益集团,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和利益的。你回来,是个很好的开头,我们里陀噤合干,我看共产党混不了多长了。”

写到这里,我拉起窗帘,东方已经泛白。我和老范见面才半年,民运局势已经变得大不相同。那时,我们仅仅是讨论组党,而现在,老范所期待的反对党组建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民主正义党不但组建成功,而且已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建立了分部和联络网点。我回国在杭州见面、并详细讨论过组党的著名民运人士王东海等人,结合1989民运领袖王有才,民运人士林辉、祝正明等,也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筹组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并要求登记注册。与此同时,国内十几个省市的民运人士,已经公开地联合起来,以政治反对派的名义进行活动。新的民运浪潮,正在冲击着那腐朽的专制大厦,冲击着中共的巴士底狱。

范一平是因为参与国内民主正义党的组建工作而被捕判刑的,但中共官方却以他协助王希哲偷渡为名,将其治罪。《广州日报》在报导此案时,还故意将王希哲的名字抹去,写成王某某。他们不敢在国内公开提起政治反对派的组织和人士,也不敢将范一平,一个追求理想的民运斗士的真实面目呈现在舆论面前,他们害怕引起人们的认同。中共心里已经虚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望着东方,我为多灾多难的祖国祈祷,为老范祈祷。耶稣为拯救全人类背起十字架。“我不坐牢,谁坐牢?”老范用他的行动,实践了对真理的追求,表达了心甘情愿的奉献。我祈盼,下一次我们相逢时,我们不再是秘密的会见,而是在民主的阳光下和朋友们、和家人们欢乐的团聚。(1998.7.26)

 

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印尼虐华事件所想到的

以苏哈托下台为标志,印尼人民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继任总统哈比比,组成了临时过渡政府,印尼正在向建立完全的民主政体迈步。据报导,印尼的党禁已开,37个政党已经登记注册,其中包括印尼华人组成的政党,为未来的民主大选做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大批印尼华人被残害、无数华人妇女被强暴的事实被逐步公开,全球掀起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印尼虐华事件越来越引起全体炎黄子孙和国际舆论的关注。相比之下,印尼民主革命的真谛被模糊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印尼民主革命伴随着虐华悲剧?为什么民主革命始动之初、苏哈托下台之前,这个悲剧被掩盖呢?为什么在1965年印尼出现政权危机时,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为什么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喜欢纠缠在一起?

从已经被揭发的事实看,印尼这次的虐华事件是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婿、最年轻的三星上将、印尼特种部队头子普拉波,据报是策划虐华事件的主谋。《亚洲人权观察》公布的报告中,公开指责普拉波是幕后黑手。干下煽动反华浪潮、集体轮暴、奸杀华人妇女、打砸抢华人住宅、商号的,正是他手下的特种部队极其唆使的暴徒。想想看,动乱中,个别人趁火打劫,如果政府采取果断的制止措施,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件哪能发生?

苏哈托在灭亡之前,有意地煽动反华情绪,挑起民族仇恨,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转移人民对其家族侵吞国家财产的注意,把人民对独裁的仇恨转嫁到华人身上,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都会本能地利用这个防空洞。大家或许记得1980年代初著名的拉丁美洲福克来群岛之战。当时,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加里铁里,在民主浪潮声中,政权摇摇欲坠。突然,他出了奇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兵占领了福克来岛。一时间,举国欢腾,加里铁里由独裁混蛋变成了民族英雄,政权获得了暂时的稳定。谁知,英国的铁娘子撒契尔夫人不让须眉,立即派出军舰远征南美,没用多大气力就收复了福岛。一夜之间,独裁者又由英雄变为狗熊,黯然下台。

现今,独裁头子萨达姆、卡扎菲、卡斯楚(卡斯特罗)都是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维持专制的高手。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煽动国民狂热的反美情绪,将注意力成功地转移到美国佬身上。中共也是一样。所谓1960年3年困难时期,4千万人死于非命。中共开动宣传机器,说什么“苏修逼债”导致我经济困境。造成饿孚遍野的真正原因,明明是毛泽东误国误民的错误政策,他却把“苏修”打成了4千万亡魂的夺命者。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人祸”,竟然没有促发农民暴动,中共盗用了“民族主义”来转嫁矛盾,是因素之一。

其实,何止是独裁者,就是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都知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妙用。其中一例,是美国总统卡特的表演。1980年,卡特与雷根(里根)竞选,气势日渐低落。为了挽回颓势,卡特使用了“民族主义”的杀手。当时,正发生伊朗扣压美国外交人员的人质危机。卡特利用在任总统之便,策划了动用大批直升飞机营救人质的行动。谁知天不做美,美国直升飞机赴伊途中,发生机械故障,营救计划归于失败。卡特也跟着灰头土脸地下了台。如果老天爷帮忙,卡特的救人计划成功了,那么,他必然成为“民族英雄”。民族主义的意识流,说不定会把他留在总统的宝座上。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是非常浅显的意识形态,容易动员与认同。阶级差别、左中右立场、不同信仰、不同国籍,在民族主义的认同上,都会让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常常被独裁者利用,特别是在政权发生危机时,来转移人民的视线。我们民运人士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将来,中共政权在崩解前夕,也可能祭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以挽救自己的命运。最可能的一张牌,就是转移大陆老百姓的视线,武力攻打台湾,统一中国。在这一点上,政治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明白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常被独裁者用来作为防空洞的道理,揭露了印尼独裁者苏哈托策划虐华、故意挑拨民族矛盾的阴谋,我们在抗议虐华事件时,就会把握方向和尺寸。我们的声讨对象应当是苏哈托独裁集团,应当是军队暴徒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不要将矛头对准印尼人民和印尼的民运人士;否则,我们就是中了苏哈托集团和暴徒的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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